张瑞芳的爱人严励是上影厂的编剧，他想改我的短篇《朝霞红似火》，就让我去上海参与改编。在上海期间忽然接到《收获》以群的一封信，说《收获》要恢复，人文社把《艳阳天》书稿给他了。我知道了很恼火，人文社的人没有看书稿，就把它推给《收获》，他们就认为我没有生活，写不出好稿子。这部书稿别人看过，任彦芳几人看过都叫好，而出版社的人就没有看稿。

　　以群后来来找我，他喜欢《艳阳天》，他要把陈登科的《风雷》临时撤掉，换上《艳阳天》，希望我抓紧时间改改。

　　当时上海文艺出版社要跟北京的人文社合并，成为人文社的分社。我就趁此机会给上海文艺出版社写信，要把书稿给分社。过几天人文社专门来了一个人，到上海找我，说北京重视《艳阳天》，要出。

　　我回北京时。出版社还去机场接我，到家中看我，我很冷淡。

　　当时有话传到我的工作单位《红旗》，都是出版社说的，说我去了一趟上海学坏了，竟敢对编辑说要撤回稿子。出版社要我下去参加“四清”，我仗着年轻气盛，不去，就请假到西山改《艳阳天》。

　　跟人文社闹了那么一场，出书不易。

　　最近我遇见浩然口述中提到的老诗人任彦芳，他也证实当年《艳阳天》原稿确是压在一堆书稿的下面，编辑都没有看过。在长影厂任编剧的任彦芳执意要把书稿借回去阅读，从一大堆书稿下面费力地搬出来。任彦芳回忆说，看完后我们还给编辑时，对稿子赞不绝口。

　　《艳阳天》当初的冷遇跟后来的红火一对照，难免会给浩然带来一点沉郁。

　　躲江青

　　在采访浩然的过程中，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所采取的躲避办法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

　　一些文艺界老人说，在“文革”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江青又处于那个特殊的位置，很难避免其中的诱惑和盲从。在当时极左的风潮下，浩然也做了一些错事说了一些错话，但他一心想给自己创造一个创作条件，也想出一些办法应付。

　　他几次跟我说，干不了官场的事，不进这圈子只是表面知道一些事，一进这圈子就受不了。开会还要记录，连皱眉头都要记下。我只是想，被江青重视的人不会挨整的，我可以踏实地搞创作。又想当官又想创作是不行的，不能脚踏两只船。

　　江青曾派他和诗人张永枚去西沙慰问前线军民，在西沙开了十几次大会，他一口咬定自己只是带信，没有交待说话任务，在热闹的大会上坚决不说一句话。

　　有一次为了躲避上面的一项交差任务，他隐姓埋名跑到延庆大庄科写作，到村里供销社吃饭，睡在卫生所病床上。有一天市委打电话找他，当地干部说没有此人，市委让广播找人，浩然无奈之下才去接电话。

　　有一年江青、于会泳点名让他参加一个创作组，他想以不熟悉为由推脱，去找市委黄书记。浩然说：“我弄不了。”黄书记说：“你的事难办。”浩然说：“你是领导，你得想办法。”黄书记只好说：“那就出去躲一躲。”后来就以血压高为幌子在大年三十住进医院。

　　浩然年轻时从事记者工作，跑遍冀东、京郊一带，与这一片土地有着紧密的情感联系。他说，当时只有一辆自行车做代步工具，靠了它走遍许多村庄。他还说，曾骑车到过十渡、怀柔、密云等山区，深入到农家采访，与不少固定的老关系户保持密切联络。